防城港改革聚力：引领“边海经济”破浪前行

2012年，东兴市怡诚食品有限公司从福建省整体转移到防城港市所辖的东兴市，董事长助理石建文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选择东兴，主要是响应政府西部大开发的号召，同时东兴的土地、人力成本较低，再加上这里有优惠政策，可以减免费用、降低成本。

在这些吸引怡诚公司的诸多条件中，有一条是他们在这里可以招到成本低、能吃苦、好管理的越南工人。据东兴试验区管委会陈雷博士介绍，越南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大约只相当于防城港市的一半。
有劳动力资源优势，如何变通以利于企业发展，东兴市委书记周世军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在越南劳工合法化方面，因为越南劳工每个月必须要回越南办签证，费用较高。为便于企业用工，我们就想各种合理、合法的办法，甚至在一些政策上也与边境管理部门商议，尽量为用工企业服务，“目前我们正在江平工业园试点推进中越（广西）跨境劳务合作示范区。”2015年7月，东兴试验区举行境外边民入境务工试点启动仪式，首批已经发放300多本《境外边民用工资格证》、《境外边民务工证》，标志着中越跨境劳务取得实质性突破。

劳动力成本优势、面对东南亚原材料的边贸市场，对这些条件，企业有需求，但制度有障碍，怎么办？防城港市的办法，就是靠改革。

以改革为推动力，寻找特色发展道路

防城港本就是古丝绸贸易的节点，沿海和沿边是防城港市最大的特色，不管是经济还是城市建设，这都是优势。“在‘一带一路’发展中，我们围绕边海经济带建设制定发展战略，这个思路和角色非常具有战略眼光。”防城港市防城区委书记莫小林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但防城港作为后发地区，既有制约也有优势，我们需要找到最适合我们发展的突破口，适应新常态，寻找特色发展道路。例如挖掘海洋经济潜力，做强港口经济，推进生态和旅游经济。”

如何实现特色发展，改革创新为防城港市提供了体制机制的推动力。这其中，广西东兴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的建设就具有典型意义。2012年7月，国务院正式批复试验区《实施方案》，试验区建设开始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广西东兴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涵盖防城港市的东兴市、港口区以及防城区的沿海地区，面积1226平方公里，人口43.3万，陆地边境线100.9公里，海岸线537.8公里，包括国际经贸区、港口物流区、国际商务区、临港工业区和生态农业区等5大功能区域。

国家政策给了，那就放开手脚去试。于是，中国东兴—越南芒街跨境经济合作区（中方区域）便应运而生。

防城港市政府党组成员、广西东兴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杨东星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介绍，跨境合作区位于试验区范围内的东兴市，中方的围网区规划面积10.2平方公里，配套区规划面积74平方公里，按照“近期能见效，中期可转型，长期可持续”的基本原则，实行海关特殊监管的围网封闭式管理。围网区域内划分为综合商贸区、边民互市区、金融服务区、休闲旅游区、现代物流区、加工制造区、口岸作业区、配套服务区等。跨境合作区的管理模式可以概括为：“一区两国、境内关外、自由贸易、封关运作”，即实施“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内自由，人货分离”。

周世军表示，作为东兴试验区的主阵地和通往东盟国家的桥头堡，东兴市在与越方互联互通方面也建立了紧密联系。双方的许多贸易要通过东兴这个通道。今年6月，防城港市正式获批为进境水果指定口岸，越南、泰国、缅甸、柬埔寨等国家的水果都可以通过防城港和东兴等口岸运往全国各地，而中国的水果也通过这个通道销往东盟各国。同时，跨境合作区的建设，为挖掘这个通道的深层潜力，发挥着关键作用。在合作区内，企业可以更好地利用中越两个市场，我们的资金和技术，东盟的人力资源和原材料市场，都能无障碍地结合在一起。这样的改革试验，无疑为防城港市“边海经济带”建设提供了良好机会。

以改革为突破口，推动“边海经济带”建设新局

中国东兴—越南芒街跨境经济合作区，作为广西东兴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的创新尝试之一，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改革创新的典型经验。事实上，正如广西东兴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等诸多改革创新，为防城港市“边海经济带”的发展打开了突破口，推动防城港市“边海经济带”建设破浪前行。

杨东星介绍，东兴试验区就是要在上述“三区叠加”的基础上，在试验区和整个防城港市范围内推动整体规划、产业布局、政策研究、资金争取、项目引进、沿海沿边开放、体制机制创新等多方面，敢闯敢创，善做善成。而试验区在全面深化改革、先行先试方面，突出的表现是，创造了四项“全国第一”、十一项“广西第一”。“目前，这十五项改革创新在推进中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且有多项改革创新经验被成功复制和推广。”杨东星说。

四项“全国第一”主要包括：全国第一个东盟货币服务平台、全国第一个人民币与越南盾特许兑换业务试点、全国第一家跨境保险服务中心、全国2014年度第一批进境粮食指定口岸。

十一项“广西第一”主要包括：商事登记制度方面：第一个启动工商登记认缴制、先照后证、三证合一、电子营业执照和全程电子化登记试点；转变政府职能方面：第一个试点推行权力清单的城市、第一批启动关检合作“三个一”改革试点；开放合作方面：第一个海港进境水果指定口岸、第一个进境种苗（景观树）指定口岸、第一个外国人入境陆路口岸签证处、第一家港澳会计专业人士获准担任合伙人；沿边金融改革方面：第一个个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第一笔跨境人民币贷款业务、第一家东盟货币业务中心；社会民生方面：第一个基本医疗保险城乡统筹试点。

“不过，在推进中我们也发现了许多存在的问题。”杨东星说。例如，制约试验区发展的最大因素，一方面是体制机制问题，另一方面是开发建设模式问题。单靠中央和自治区的财政拨付及专项转移支付，资金远远不足，如何创新投融资平台和手段吸引大型企业尤其是大型民营企业等民间资本的关注（比如采取PPP模式等），还需要政策的顶层设计和突破创新。

此外，人才短缺也是试验区面临的主要问题。试验区框架拉得很大，项目多、事情多，但参与实际工作的人员很少，岗位编制等体制问题造成了人员短缺的困境，尤其是缺少多岗位历练的复合型管理人才和专业性较强的金融投资、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等方面的高端人才。

“还有一点其实我们也很无奈，就是政策的落实问题。”杨东星说。从中央到自治区，有很多政策叠加的优势，但实际上一些政策难以转化为成果。比如自治区出台支持东兴试验区的34条政策里提出的：在投融资领域大力支持在试验区范围内设立东兴发展银行、支持试验区内符合条件的企业到境内境外资本市场上市融资及发行债券、促进外汇及人民币贸易投资便利化、支持设立投融资平台（公司）等等，但在实际上都困难重重，有些不具备政策条件，有些也没有财力支持。

莫小林也表示，我们最大的制约就是资源整合难度很大，如何做好内部调整，整合有限资源，分片、分点、分步实施，差异化、特色化发展，这是我们深化改革面临的重要课题。（原载 2015年12月15日《中国经济时报》）